这几年，胖胖才慢慢明白一个道理：精神病院里住的不一定是精神病人，住在外面的也不一定没病。

　　吉林松原的刁先生从2022年12月开始，遭遇了一场持续两年多的“神经折磨”——他的楼下邻居是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女子，从早到晚咒骂砸门，搞得他们一家除了做饭之外，几乎只能躲到阁楼生活。

　　刁先生自己说了，他已经报警将近200次了，换来的答复是：违法行为人系精神病人，案发时处于妄想状态，不予行政处罚。至于强制送医？她儿子不同意，警方也没有办法。

　　这并不是一场“坏邻居”故事，不是那种换个门牌号、装个摄像头就能解决的邻里纷争。

　　这是一次社会治理在极限边缘的崩塌，是“制度理性”在面对“个体非理性”时的彻底。

　　第一，从个体层面，刁先生一家是活生生的“次生灾害”受害者。不是精神病人直接的攻击对象，但却因对方不可控的行为每天承受精神摧残。他们既不能搬家（这不是说搬就能搬的问题，现实没那么容易），也无法反击（反击就可能涉嫌伤害、反而吃官司），报警没用，求助无门，就像生活在一个法律与道德都不起作用的“灰区牢笼”里。

　　12345及信访反馈文件显示违法行为人系精神病人，案发时处于妄想状态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　　可能有人会问：我们不是早就有《精神卫生法》了吗？里面不是写得明明白白“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患者可强制送医”吗？怎么会到了现实中就卡壳了？

　　1. 患者需要表现出现实危险性，即对自己或他人造成明显人身伤害或有实施伤害的现实风险；

　　所以，像这位精神病邻居，虽然每天骂人、砸门、骚扰邻居，但只要她不动刀、不伤人，或者没有证据表明她要动刀伤人，她就不算“有现实危险性”。

　　我们这个社会，讲规矩、讲程序。这些都是好事，但一旦某些“非理性”的个体恰好嵌入了这些规则的“盲区”，他们就会变成一个无解的变量——而其他所有正常人，都要为这个变量“让路”。

　　这里其k8凯发官网实有一个被广泛忽视的核心问题：为什么强制送医这件事，要“儿子同意”？

　　可问题是，这个“儿子”可能根本不住在这儿，甚至跟母亲关系疏远；又或者，他就是觉得“反正又不是骂我”，懒得管。于是，母亲在小区里天天制造噪音、恐吓邻居、砸门，所有人受害，却没人能做主。

　　他不是没想过办法，不是不配合，不是情绪激动非要闹事。他已经是教科书级别里“高素质维权者”的典范了，可最后得到的答复还是：“对不起，她疯着呢。”

　　连门都被砸坏了，警察说“她病了，不处罚”；深夜被骂醒，官方说“不算刑案”；无法生活在家里了，机构说“没办法处理”。

　　社会管理是讲成本的。我们对“精神病人”的包容是出于人道，但人道不能变成人祸。法律如果不能保护正常人，最后就只能保护疯子。

　　刁先生的故事，其实是很多人“敢怒不敢言”的生活写照。不是每个人都遇到精神病邻居，但你有没有遇到那种仗着漏洞肆意妄为的人？

　　当一个“疯子”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周围多人的正常生活，那就不能再以“她没伤人”为由回避责任。

　　有些伤害，是慢性的、精神上的、环境层面的，它的“危害值”并不比肉体攻击低。

　　胖胖可以呼吁对精神病患者的理解和尊重，但不能容忍公共领域的“精神污染”被规则掩盖。

　　理解和包容是美德，但也要分清边界。任何一个社会，如果总是对“特殊情况”低头，那就只会出现更多“特殊情况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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